据悉，前段时间，一起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案件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5月30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在山西、陕西等6个省区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位于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昭通市延津县石笋村。一夕之间，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关注的焦点，此次诈骗事件的背后，引人深思。

　　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是这些嫌疑人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虽说贫困从来不是为任何犯罪开脱的理由，但从行为学的角度，当一种犯罪从偶发变成某个村庄心照不宣的“产业”，由此完成“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不容忽视其对应的社会环境。

　　孙立平先生曾在阐释底层沦陷的概念时指出，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当地“杀猪匠”的职业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并得以维持达数年之久。因为，“是非、伦理、价值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时，沦陷甚至堕落也就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从此前的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当地部分村民“遭遇”的变迁，展示了一种“底层式狡黠”。这在剁手党、小偷村等现象中，都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当偏远之地的贫困人口，进入象征现代性的矿场、城市，他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合？当这两种代表不同“次元”的社会元素相碰撞，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励志故事中的“白手起家”当然是一种，而盲井式矿难、剁手党，无疑是另一种。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出一个或仍被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地区，到底如何导向良性的融合？

　　除了对盲井式犯罪宏观原因的解析，这类现象的现实肇因同样不容忽视。以杀人的方式骗赔要想取得成功，其必须经历多个环节。如招工环节的假冒身份，事发后矿方对事件调查的“疏忽”，对死者身份的二次假冒等等。然而，正如媒体报道的，矿主息事宁人、急欲私了的心理，也助推了一些人铤而走险。盲井案高发，恰好伴随着此前煤炭“黄金十年”。这个过程中，大量存在资质问题的中小煤矿遍地开花，显然为此罪恶的生长埋下了伏笔。事实上，作案矿井都是经过嫌疑人严格筛选的，“管理比较宽松，审查不严，矿上安全预警系统不完善”的矿井，就是最好的下手目标。

　　盲井式犯罪的出现，是过去煤矿业粗放发展效应与管理混乱的一种外溢和表征。比如按照相关规定，发生矿难必须上报，但在实际过程中，大多数矿主和公司都选择了“破财消灾”的息事宁人方式。

　　基层管理的混乱和失序，也成全了盲井式犯罪的有恃无恐。在石笋村，这起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中，就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而在一个缜密的杀人骗赔环节中，开具死亡证明是最艰难的一环——难在需要与官方打交道，证明此人已死，从而销户，拿到矿主赔偿的钱款。但就是这样一个本应该“很难”的环节，却被村干部轻而易举地突破——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此外，甚至还有乡政府财政所的公职人员参与大案的策划，有村副支书多次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基层权力如此溃败之下，“作恶”会止于盲井式犯罪吗？

　　多个领域的道德、规则的失守，让极端的盲井式犯罪成为可能，并在一定社会单元中被默许和容忍。某一个规则被突破，或许没有人会警觉其中的深度危害性，但当社会的规则盲点趋于普遍化，它就将激发不可小视的道德退化与人性之恶，并在某个领域或某个社会空间形成野蛮的“丛林法则”。盲井案或类盲井式犯罪就可作如是观。换句话说，盲井式矿难向社会直接展示了人性底线被洞穿的残酷一面，但其根本，还是在于社会规则的溃败和发展的失衡与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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